笔者拿到孙玉明先生所著《红学：1954》的当晚，在忙完日常事务之后于十点半开始阅读，一口气读了近三章，因为第二天上午八点有课，凌晨三点多才不得不暂时搁下。后来听说不仅许多年轻朋友有与我类
我的基本判断是：《红学：1954》是一部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专著，它将在红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该书的可读性主要来自纪传体例以及流畅、充满激情而又不乏睿智与幽默的语体风格；学术价值则主要来自翔实的资料、深刻的洞见以及“不溢不隐”的史家态度。简单地说，在体例方面，该书采用纪传体和互见法的叙述方式，理清了1954年那场“红学运动”的来龙去脉，通过各色人物的“表演”来还原历史并考察人性，而且常常“遥体人情”，从现实处境出发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命运，从而为审视、评价那场“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视角。在语言风格方面，该书兼具理性和激情，从而使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同时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具体操作中，将众多的材料作为叙述的背景放在注释当中，从而既保证了正文的简洁流畅，又保证了材料的丰富多样。在资料方面，该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穷尽性的地步，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那场“运动”的资料最为完备翔实的一本专著，从当时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原始资料到现时的评介文字再到当事人及相关人士的回忆(访谈或书面)，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搜集整理，这与作者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有关，更是一丝不苟、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然，仅凭资料的完备翔实这一项，就可以说该书是这一研究领域令后来者瞩目的高峰。在论述方面，该书继承了“不溢不隐”的优秀史学传统，对“小人物”和“大人物”、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尽可能采取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态度，尽可能保留“历史的真实”；对很多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过激言行也多能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给予对事不对人的、理性的分析和评价，从而使许多观点和结论都具有历史和人性的深度；而具体的论述大多具有很强的逻辑思辨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材料和分析问题的学术功底。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叙述体例和语体风格与近年来受到广泛欢迎的《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大传》等历史著作有相似之处，作者坦言，的确有效法的意图。怎样在保持学术晶位和质量的前提下，将学术著作写得好看、耐看，从而获得更广泛的读者、扩大学术影响，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而且肯定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这方面，《红学：1954》步《万历十五年》等优秀著作之后尘，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笔者以为，这种体例和风格在获得很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说，该书的开头部分，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这些内容在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人以“小说家言”的感觉，与学术著作的性质及全书的整体风格不太协调。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尽量淡化甚至避免这类近乎“小说家言”的内容；二是采取加注的方式引用相关材料，增加这类内容的“实证性”。
以上是我对《红学：1954》的总体印象，限于篇幅不作具体论述，这里着重谈谈由该书引发的关于学术、政治、人性的思考。
1954年那场以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为导火线的大批判运动，背景复杂、人物复杂、事件复杂，这些都给“叙述”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挑战。《红学：1954》“采用了史书常用的纪传体例，即以重要人物为主分出章节，每一章节都以人物的活动线索为经纬叙述事件。为避免重复之嫌，亦采用史书惯用的互见法。”(《前言》)可谓别出心裁。围绕1954年的“红学批判”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胡适思想批判”，它为俞平伯、李希凡、蓝翎、毛泽东、冯雪峰、胡风、丁玲、陈企霞、胡适、周汝昌、顾颉刚、文怀沙、吴恩裕、王佩璋等“正”(批判者)“反”(批判对象)两方面的主要人物分别设立章节，作为叙述的主线；同时在相关事件中或详或略、或直接或间接地穿插众多政界人物和学界“名流”在运动中的表现或遭遇。这样，不仅写出了“运动”牵涉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特定环境下的“儒林”众生相。
通过《红学；1954》，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运动的过程及深层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胡适曾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两人都曾公开承认彼此之间的“师生”关系。在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尽管毛泽东一再争取，胡适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国民党，最终于1948年12月14日乘坐国民党振来的专机仓皇离开北平去南京，不久又远赴重洋去了美国，此后不但继续拒绝毛泽东的“争取”而且不断发表反共言论。这自然让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十分恼火；而且事实上，统治中国思想界、文化界长达三十余年的胡适思想已经“成了普及马列主义的最大障碍”(孙，258，指孙玉明《红学：1954》，第258页，下同)。在此背景之下，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大陆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至1951年11月达到第一次高潮，有关方面原计划这次运动共分五个阶段，当1952年初进入到第二阶段时全国开展“三反”运动，胡适批判运动暂时告一段落。
胡适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他完成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以及发表于1928年的《跋(红楼梦)》，这些作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将《红楼梦》的研究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孙，227)，从而有力地遏止并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红学的种种谬说，为新红学奠定了基础。尽管一些具体结论不断受到质疑甚或被否定，但是，胡适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具有库恩所说的“典范”的意义。
俞平伯正是在老师胡适和好友顾颉刚的直接影响之下，走上了研究《红楼梦》的道路，于1923年4月出版了著作《红楼梦辨》，从而成为新红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二十多年之后，《红楼梦辨》经过修改定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受到广泛欢迎，接着又在1954年3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两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李希凡、蓝翎由于非常偶然的机缘萌发了就《红楼梦简论》与俞平伯进行商榷的冲动和激情，于是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然后，在询问《文艺报》通联组而未得到回音的情况下，他们将稿子寄给了《文史哲》，结果于1954年9月1日在该刊上发表，不久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江青曾先后两次到《人民日报>>交涉要求该报转载李、蓝文章，遭到主管文化宣传的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拒绝，他们搞了一个折衷的方案，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加上“编者按”，在该报第18期转载。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李、蓝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结尾部分不经意地提到了胡适。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于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出李、蓝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年多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表明了毛泽东要在文化领域发起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决心，而且矛头直指胡适，目的是将1952年初终止了的批判胡适运动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清除胡适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更加广泛地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与“胡适思想批判”“合二为一”的性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
毛泽东的信对中央高层领导及文艺界主要负责人公开之后，1954年10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及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走什么样的路》两篇文章，正式拉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序幕，随即进入高潮。
在一系列批判活动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1月31日至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它从九个方面确定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具体规划，即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此后，从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又相继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将批判运动扩展到各个领域中去的做法；8月，又揪出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反党集团”。
从1954年10月16毛泽东写“信”开始，至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作协党组的《报告》为止，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持续了一年又二个月的时间之后告一段落，余响则延续至五十年代末。历史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956年。
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三联书店共编辑出版了8辑《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加上其他报刊杂志发表的各类批判文章，总字数达三百万字以上(孙，273)，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平心而论，作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胡适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人生选择；作为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写文章与名家俞平伯进行学术商榷；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和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冯雪峰、周扬等人对李、蓝文章进行符合程序的处理；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鉴于形势的需要发动整顿文化思想界的政治运动，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
可是，历史总是喜欢与人开玩笑。上述种种“无可厚非”的事件凑在一起，却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本来正常的学术活动异化为一场不可思议的政治运动。“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少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第二，在特殊的环境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而充分表现出入性的弱点和丑陋――明哲保身、投机取巧、人云亦云甚至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这两个方面都为后来的“文革”开了风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是学术、政治、人性的三重悲剧。
有学者指出，明代嘉靖朝的“大礼仪”，万历朝的“争国本”，泰昌朝的“红丸”、“移宫”等一连串的“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内部争论不休这一行为近期与远期的破坏性，尤其是对士子本身的精神伤害和对社会风气的毒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上遭受批判和打击的只是胡适、俞平伯、冯雪峰等有数的个体，事实上遭受重创的却是“士风”和“世风”。就事论事，如果客观上社会能多一些学术和政治的自由，主观上有关人员能多一些儒家先贤提倡的“自省”、“恕道”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悲剧”或许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一些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自然也就减轻了对士风和世风的“毒化”。
当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是另一个问题；一些关于《红楼梦》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也自有其学术价值，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辨明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作为普通的学者、作为普通的人，哪怕面对外在的迫力，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起码的学术良知和做人原则?事实上，“即使批判胡适运动的高潮中和高压下，坚持不肯公开表态说话写文章的也不乏其人”(胡明《胡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在批判过程中，老舍的“与人为善”，臧克家的“平和”(孙，133)，启功的“谦虚”(孙，168)，杨晦的“厚道”，浦江清对俞平伯的“尊重”(孙，171)，陆侃如的“自我批评”，吴组缃的“为俞平伯说好话”(孙，188)，茅盾对俞乎伯的“回护与同情”，何其芳对俞平伯的“关心”(孙，203)，尤其是俞平伯对胡适“不忍骂”(孙，301)、王伯祥陪俞平伯“赏菊”“饮酒”(孙，201)等等，无疑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和“儒林”的正气，足以让那些“假公济私、挟嫌报复、深文周纳、自相戕戮”者汗颜，也为我辈树立了榜样。面对见仁见智的学术论争以及种种紧张的人际关系，我们或许应该多一些历史的反思，并不妨呼吁宝钗式的处世之道――开放的胸襟、宽阔的度量、持平的恕道等等。
1954年由《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批判运动早已成为历史，它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是那三百多万宇的文字资料和相关人员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应该成为我们从政治、学术、人性等各方面进行反思和研究的典型个案；《红学：1954》在反思和研究的道路上走出了扎实的第一步，希望而且相信有更多的学者“接着往下说”。
(《红学：1954》，孙玉明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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